• “样板戏”包含了太多艺术之外的历史和政治的意味

• 日期：2008-06-24   点击：   作者：   来源：   字体：[ 大 中 小 ]

　　本来团里的老艺术家待遇优厚,李少春收入最高,一个月1000元钱,做了“革命人”之后只剩下330元。“当时李少春住的外交部街的一栋小楼,冬天暖气都烧不起了。”曹韵清说。

　　但几年后,他们的生活一改艰苦奋斗的状况,地位陡然提升。

　　“文革”开始后,专门成立“样板团”,集体进驻解放军艺术剧院,成立食堂,吃“板儿饭”,穿“板儿服”,每人一个月32元钱的补助,其他院团都羡慕得要命。

　　“从各个地方调来最好的厨师,一天四顿饭,早点、午饭、晚饭、夜餐。”曹韵清说。

　　“过去到外地演出要自己带行李,被卧褥子都带着,住在后台。‘板儿团’成立后,去演出都住在高级宾馆,军区司令亲自接待我们,吃的都是鱼虾肉。”

　　但是,一些人没有来得及享受这些待遇就被打倒了。

　　1966年,《红灯记》导演阿甲被打倒,其中一项罪名就是“破坏《红灯记》”。

　　“因为当时考虑到李玉和是工人,所以1964年的演出中,在给李玉和化妆的时候,抹了一脸的络腮胡子。(‘文革’起来,)说不能往英雄人物脸上抹黑,英雄人物为什么不能英俊呢?”曹韵清回忆说。

　　工人阶级要高大英俊,唱腔要高亢。而李玉和的扮演者李少春嗓音低转迂回,身材不过一米七,因此后来他的角色被身高一米八、声音洪亮的武生演员钱浩梁取代。

　　同时,《红灯记》编剧翁偶虹也变成了“封建文人”,靠边儿站了。

　　因此,在1970年电影《红灯记》的片头中,导演和编剧都署名为“《红灯记》创作组”。

　　新“李玉和”颇受垂青,改名为“浩亮”。此后,这名青年演员青云直上,1975年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

　　在钱浩梁之前,于会泳也因其在样板戏创作中的突出表现被领导看重,担任了文化部部长。

　　“文革”结束,风云一时的于会泳自杀,钱浩梁则被调往河北艺术学校。

　　“现在他的退休工资一个月只有1200元,住着建筑面积只有40平米的房子,生活很不好。”钱浩梁的一位朋友告诉本刊记者,现在钱浩梁闭门谢客,希望人们把他忘记。

　　“文革”结束后,“样板戏”成了讽刺和批判的对象,“板儿团”解散,演员们又重新唱传统戏了。但听“样板戏” 长大的一代对它难免有着复杂的感情。1986年,《红灯记》中的选段在春节联欢晚会上重新亮相,引发议论纷纭。

　　“这是1964年演出的时候和周总理的合影,楼上还有和毛主席在一起的照片。”曹韵清指着他家桌子上一张放大的黑白照片给记者看。

　　对于这些“幸存者”,“样板戏”似乎仍然是他们生命中重要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