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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汉剧大王”余洪元

  • 作者:郭先利 2017-03-24 15:23 字体:[ ]

具有“汉剧泰斗”、“汉剧大王”之称的余洪元,祖籍咸宁张公下孙家畈,是汉剧界的一代宗匠。他自1904年在汉口“天一茶园”登台,便崭露头角,在汉剧舞台上历30余年不衰,不仅名噪江城,而且誉满京沪,是汉剧舞台中承先启后的杰出人物。

  童年时期

  余洪元字丹圃,派名经庸。清同治十年(1871)生于大中咸宁张公下孙家畈。早在咸丰年间,他父亲已去沙市经营餐馆,馆名“八景酒楼”。余洪元常随母亲往返沙市、咸宁之间,他天性好动,学业很不长进,不久,竟弃学赋闲。

  沙市久有戏迷城之称,那里虽没有专业剧场,但是“八庙”、“九宫”、“十三帮”会馆及公所等处,几乎经常上演汉剧。余洪元家与“十三帮”总会馆——旃檀庵近在咫尺。而旃檀庵则是“十三帮”会首聚集的地方,也是各帮私商唱戏的所在。“八景酒楼”也就成为官员、会首、富商以及梨园子弟经常进出的场所。年幼的余洪元随母亲到沙市探亲,常随母亲一道去看戏,久而久之结识了一些梨园子弟,成为一名地地道道的小戏迷。

  “八景酒楼”得天时,地利,人和,生意十分红火。余洪元和母亲最后便在沙市定居下来。小戏迷余洪元也就有了更多的机会与梨园子弟打交道。他不仅有戏必看,而且跟着哼哼唱唱,特别是巴陵戏老生贺四的演唱让小洪元入迷。他读书虽不长进,但学戏却很有天赋。几年工夫,除了学会一些名戏的唱腔以外,他还能一招一式地模仿一些名角的舞台动作,故而偶尔在当地“菊班”里玩玩票,以后成了一名汉剧“票友”。他嗓音独特,扮相堂皇,每次演出,无不受到观众的称赞与欢迎。

  动荡生涯

  余洪元十六七岁时,父亲去世,酒楼由他二哥接管 (乡人称他为八景二爹)。他二哥由于不善经营,生意清淡,对看戏成癖的余洪元很看不惯,便把他撵了出来。他生活无着,被迫到一家鸦片烟馆里去打短工,因收入无几,不久辞去,经常混迹于附近的“菊班”里,靠人周济生活。

  1889年,余洪元已18岁了。男大当婚,母亲带他回家娶妻。他的这位新娘,是胡翰林的女儿,出身于书香门第,见他不务正业,跟“戏子”打交道,很瞧不起他,夫妻关系不好。余洪元在家里呆了两年,虽不能“玩菊”、唱戏,但对汉剧的爱好与追求有增无减。由于夫妻关系不睦,他只好从戏剧中去寻找精神寄托,常常独自一人到田边地头、房前屋后去哼哼唱唱,有时手拿简板,边击边唱,热心人说他是戏迷,冷眼者视他为“疯子”。有时他还和民间艺人一起赶庙会、唱“围鼓”。出自名门的妻子认为他“有辱门楣”,每当他唱“围鼓”回来,都将他拒之门外。

  光绪十六年除夕,下孙家畈家家欢庆团圆,而他却在外唱戏,回家时已是夜阑人静。妻子一肚子委屈,将房门紧闭,不让他进屋。后在亲友的劝说之下,妻子放他进门,勉强在家过了一个极不是滋味的年。

  由于夫妻关系如同冰炭,余洪元再也无法在家里待不下去了。春节一过,他便搭亲友的木船,打算重返沙市。路过金口时,恰遇乡班艺人毛子贞率班在金口演出,余洪元当晚便去拜会班主毛子贞。余自报家门,说他原是沙市汉剧“菊班里的票友,是唱老生的。正好该班的一位老生因故不能演出,需要演员顶脚。毛子贞见他出口不凡,一表人才,便劝他留下来搭班。余正求之不得,自然十分高兴。第二天登台,竟然一炮打响,得到满堂的喝采声。

  搭班演出了一段时间,因乡班底子太薄,生意清淡,难以维持,余只好重返沙市。到沙市后,票友重逢,分外亲切,每有演出,必邀他参加。票友见他唱做都不错,扮相富态,嗓音又好,于是一致劝说当时红遍荆沙的著名末角胡双喜收他为徒。经胡的认真指点,他的唱腔、念白、身段、台步,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嗣后,他又拜贺四为师,从贺四那里学会了不少的戏路子和表演艺术,终于正式下海成了一名汉剧演员。舞台的实践,名师的点拨,使他的汉剧艺术日益精进,渐渐成为沙市一末行当中的后起之秀。

    名噪江城

  1904年,余洪元重返汉口,搭班在“天一茶楼”演出,唱做俱佳,崭露头角,自此声誉日隆。观众的掌声与喝彩并没有使他感到满足,与之相反,更激励了他对汉剧艺术的探索与追求。当时在汉剧舞台上的一末行当存在着两大流派,一是以胡双喜、贺四为首的荆河派,一是以任天泉、蔡炳南为首的汉河派。胡双喜、贺四是荆河派“一末”行当中的代表人物,讲究行腔,尤擅表情,“做”的功底深厚,余洪元的做功便继承了胡双喜的衣钵。例如《空城计》、《打侄上坟》等戏的“做功”都是从胡双喜那里学来的。

  任天泉是汉河派一末“做功”的佼佼者,表情、道白、做派,落落大方,“衰头”更是超人一等。余洪元注意从“衰功”方向任天泉学习,取其精华。例如他演出的《五丈原》、《七星灯》等戏,都演得凄凉悱恻,活现了诸葛亮那种忧国忧民、鞠躬尽瘁的苦心。

  蔡炳南是汉河派一末唱功的奠基人,能使花腔。例如《让成都》一剧中,诸葛亮登城后的一段“西皮”,蔡唱得极为流利,至老不衰,但是蔡只能发其端,未能全其美。

  余洪元的汉剧一末的表演艺术上,即继承了荆河派的传统,又学习了任天泉的“衰头”,借鉴蔡炳南的花腔,在汲取荆、汉两派艺术精华的基础上,一反过去“一末”重衰、重说、重做而不重唱的惯例,揉荆、汉为一体,融说、唱、做于一炉,创造了说、“衰”并重,唱、做俱佳的余派表演艺术,成为汉剧一末表演术的宗匠,武汉三镇众口交嘉。当时剧坛对他给予极高的评价,说他“做有胡双喜的精湛,说有任天泉的淳厚,唱有蔡炳南的优美”,说唱做俱佳,集一末之大成。

  余洪元的艺术造诣之所以能达到空前绝后的境地,取决于他对汉剧艺术的追求与探索精神。他在表演艺术上长于探索,善于汲取,能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从不固步自封。他不仅吸取汉剧一末之精华,还采撷老生之特色,即探索生、旦、末的板眼与行腔,又追求念白的音韵合辙。1911年,“天一茶园”举行京(剧)、汉(剧)合演,他与汪笑依俩人台上互相观摩,台下互相切磋,常常纵谈阔论,彻夜不眠。余吸取汪在文学和声腔方面的素养,汪学习余在湖广音韵和揉腔方面的经验,他们不仅首创了京汉合演的先例,还为两剧种的交流倾注了心血。

  余洪元在汉口艺术日精,享誉日隆,既得到了观众的高度赞许,又受到了一批文人的推崇。当时剧界文杨铎、答恕之成为他的挚友,又与《大汉报》主笔胡石庵相结识,这些文人帮他整理剧本,修改台词,使余在文字、音韵方面得益匪浅。所以余在舞台上咬字准确,没有别字、倒字,音韵也很合辙,深受观众欢迎。
 
        炉火纯青

  清朝鼎革以后,余洪元的艺术造诣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说、唱、做达到了高度的和谐与统一。他扮帝王将相,俨然帝王将相;他扮民间人物,俨然民间人物。当时武汉戏迷中流传着这样一首三句半:“汉剧余洪元,说、唱、做俱全,台步与身段,真圆!”

  汉剧十角,向重“三生”,自余洪元出,竟以“一末”而夺“三生”之席,这不仅因为他声如黄钟大吕,扮相富丽堂皇,更为重要的是他能勤学奋进,锐意改革。因而在表演艺术上能不断创新,充满活力。

  他善于揣摩人物的不同性格和剧情的发展从而修改唱词,设计唱腔。《李陵碑》一剧中,杨继业有一句唱词原为“兵不到,子不归,好似箭穿心”,他改为:“望兵兵不到,盼子子不归,好一似,狼牙箭,穿织在我心!”这22字一气呵成,把老令公望兵盼子的焦虑,悲愤心情一泻无余。其后一段以簧,他运用许多子腔进行衬托,构成一句一腔、一字一味,细腻熨贴,韵味无穷,既合剧情,又有起伏,真是扣人心弦,叫人倾倒,听者每每恐其速完。他每唱到“到今朝,只落得,兵败瓦销”,一句行腔“放排”更是凄凉悲壮,令人垂泪。这段唱腔与京剧名伶谭鑫培先生所唱的京剧《李陵碑》有异曲同工之妙。

  经余洪元潜心探索,开拓创新,余派唱腔成为汉剧的典范。当时“时代唱片社”灌制了他唱的《乔府求计》《兴汉图》《李陵碑》等唱片。

  余洪元的说也达到了高度的艺术境界。时人称“他的说像唱一样清爽悦耳,他的唱像说一样明白晓畅,字正腔圆,韵味十足。”他演《四进士》“公堂”一折,宋士杰听到判决将被告交保,将原告收监时,在公堂口大喊一声:“这官司不是这样的断法吧!”这声吆喝,引起全场共鸣;他演《盗宗卷》中的张苍,“观宗卷”,“见陈平”的两大段道白,沉着锋利,大义凛然,艺术感染力极强,以善演《盗宗卷》著名的京剧前辈余叔岩看后也极为赞赏。

  余洪元的“表”(演),尤具特色,他在《打侄上坟》一剧中,于打侄之后再上场时,四处张望,一面与安人讲话,一面寻找大宫,将那种爱侄如子的真切感情表演得淋漓尽致。既合剧情,又有生活气息。《兴汉图》第三场“探病”中的一段表演,也是余的创造。剧中的刘备见诸葛亮病势沉重,心中焦灼不安,百般无赖,不自觉地俯首自思。他由自己的表演动作联想到应摸摸病者的头是否发烧,于是,他从容地去摸了摸诸葛亮的头,进而疑惑、揣摩,“先生头不烧,病在何处?”这种潜台词自然而精当,富有感染力,给人一种美的艺术享受。

   誉满京沪

  1916年,黎元洪继袁世凯任大总统。黎是黄陂人,他和许多在北京的湖北人因爱汉剧,便借“赈灾义演”的名义,电召余洪元赴京演出。于是由余领衔,偕傅心一率钱文奎、李彩云、大和尚、程双包、黄双喜等十大名角,组成赴京演出班子。在京演出期间,余洪元博得观众的一致好评,得到北京京剧界名宿梅兰芳、谭鑫培、金少山等的赞赏,被北京戏曲界誉为“活孔明”。演出结束后,黎元洪赠“急公好义”匾额一方,亲书“慷慨悲歌”牌匾相赠。余洪元回汉时,武汉戏迷夹道欢迎,路为之塞。

  1924年,汉口有个经营剧业的朱双云出面邀请余洪元组班赶沪演出。余洪元应邀组织了一个新老结合,堪称上乘的演出班子,主要成员有胡桂林、吴天保、黄桂卿、小云凤、天鹅蛋、大和尚、陈旺喜、李四立、周天栋、牡丹花、陈凤卿等。由于上海人听不懂汉戏,演出效果不佳,但余仍获得观众好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周信芳(麒麟童)先生看了余演的《四进士》中的“偷书”、“公堂”两折戏,也佩服余的做功确有独到之处,自愧弗如。

  穷愁潦倒

  1926年秋,北伐军到武汉,革命浪潮推动了戏剧的改革,汉剧名人傅心一等发动组织湖北剧学会,大力培植楚剧,受到群众的欢迎。同时,汉剧女演员也迅速成长起来。在新的形势下,余洪元不能适时进取,顺应潮流,在改革浪潮中摇头叹息,甚至极力反对。

  1927年的一个晚上,余洪元在台上演出突然中风,久医无效,不得不脱离舞台。由于余晚年孤芳自赏,脱离群众,一旦离开舞台,也就变得形单影只,穷愁潦倒了。

  1936年,陈伯华母子邀他组织一个庞大的班子,于正月初一在“新舞台”演出,只是昙花一现,不几天便垮座了。主要原因是余洪元挂了头牌而不能上场。后来,余不得不拖着病体上场演出,他上场的第一天晚上,场内挤得水泄不通,门外也站满了余迷。但余有病在身,手足很不自如,即使全力以赴,依旧力不从心,观众大失所望。次日,他与大和尚配演《红书剑》,经大和尚多方照顾,极力烘托,才使他勉强应付下来。此后,他再无力登台了。

  1937年,余洪元贫病交加,不得不将私有的晒台街住房和一些心爱的衣物变卖度日,但坐吃山空,生活难以为继。最后,将仅有的几件当家“行头”托人求售于吴天保,吴不忍收买,恰遇时代剧社正在编演一部《薜平贵回窑》的连台本戏,余欣然接受吴的建议,在舞台上露了几次面。此后,终于销声匿迹,惨淡地结束了他40余年的艺术生涯。

   黯然辞世

  1938年春,武汉成为抗战中心,屡遭日机轰炸,余洪元为避战火,偕老伴胡氏回到家乡——张公的下孙家畈,情景颇为凄凉。10月,咸宁沦陷前夕,他突患疟疾,后转为伤寒,余求医不得,欲治不能,辗转病榻,黯然辞世,终年67岁。其棺椁归于祖山白杨坡之南。后7日,胡氏又逝。

  余洪元与胡氏生有一子一女,子名传忠,学唱“二净”,20岁时得肺病早逝;女名理华,居武汉,“文革”前病死。他的如夫人杨氏,湖南人,生一女名松绣,居汉阳,现母女均已病故。余洪元晚年因膝下无嗣,曾将大哥的儿子余传铭接到汉口学琴师,视若亲生,余洪元卧病时,为传宗接代,由胡氏作主过继传铭之子德和为孙。如今余德和一人兆三户,“八景二爹的炊具,洪元三爹的戏箱,照片及遗物,均由余德和保存。”

   余洪元一生艺术成就很高,但传艺比较保守,他只带过一名徒弟,名叫廖双元,因学无所成,很少登台演出。汉剧名伶胡桂林曾多次托人请拜余门,未被接纳。就余派艺术而言,黄仲英、红艳琴唱来虽有余味,但终非余的嫡派。吴天何鼎盛年华时,亦愿拜余为师,余欣然应允,但因抗战兴兵,吴、余天各一方,愿望终成泡影。因而,久负盛名的余派艺术,以致未能传世,随着余洪元的作古,余派唱腔殆成绝响,余派艺术虽后继无人,但至今仍把他视为一末的正宗。

 

梅兰芳、余洪元、金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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