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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著名晋剧演员编导郑保德回忆录

  • 作者:老高 2018-09-11 21:45 字体:[ ]

我1951年生,榆次北田镇巩村人,中共党员,四十年从艺中拼搏奋进,不觉已年过花甲。文武之道虽无大成,但登门求艺者也还不少,这与党的培养,领导的重视,同志们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我之所以走上戏剧这条道路,与少年时家父对我的影响、教导和严格要求是分不开的。

严父郑守义,字殿臣、乳名俊和,与晋剧表演艺术家马玉楼的公爹田九云,叔公田九贵是从小的艺友,也是旧社会榆次有名的戏班班主。他对晋剧、皮影、木偶戏从文武前场到红黑旦丑无所不精,是梨园界少有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艺人,也是一位精通多种拳术的武术名家。正当父亲风华正茂满腹抱负之年,也正是战乱之时。日本无条件投降后,老家巩村西去三里即是国民党第二战区八纵队赵承绶的司令部所在地,而往东五里北田以上即是八路军游击队晚上活动频繁的地方。巩村白天成了二战区的骚扰区,晚上是八路军的活动区。听父亲说,东山上八路军第10旅有个剧团曾叫过他,但是当时的情况是家里一大家人没办法安置。父亲担心爷爷等一大家人的安全而没有投身革命。这件事父亲的朋友王益,当时他在10旅剧团,后来他和父亲讲这段往事时我在场。二战区也叫过父亲,父亲没敢去,最后父亲随他舅父到榆次学做了生意,不久被调到兰州多年。因工作努力,为人诚实,做了掌柜,结果这家买卖是“一贯道”开的。解放后“一贯道”被定成反革命组织,父亲怕成了反革命头目,逃回老家巩村。

    1957年,父亲的助手榆次魏岳村李维被查处抢决,经政府反复去兰州调查落实,父亲不仅没有反革命行为,而且还是兰州的一位名艺人,名声很好。但他是一贯道前人,也是兰州一贯道首,被判劳教三年,在榆次黄煤窑服刑。劳教大队在榆次西沙沟村驻扎,一月后,西沙沟村成立业余剧团,父亲被派到剧团教戏。生活很优越,行动也不限制,我跟母亲去过几次。父亲劳教三年期满后,没有回村,被安排在榆次县农场工作,因为农场也办有业余剧团,农场离巩村二里地,位于巩村、北田、小赵三村交界处,文革时叫榆次县五七干校,现在叫良种厂。

    我记得60年时特别饿,母亲与我和弟弟每晚都等父亲送一点他的剩饭回来,现在我知道那不是剩饭,是父亲勒紧裤腰带省下的一口救命饭。最后父亲为了照顾我们,放弃了农场工作回到村里。尽管父亲为人处事十分机警,村里的干部以及父老乡亲也没有斗过他一次,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还是戴着,我便是历史反革命子弟。因为我自幼生性好强,父亲怕给他招风惹事,所以从那时起便教我唱戏练拳。我尽管不情愿,可父命难违,只得咬住牙关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得练下去。

我儿时的命运十分不好,8岁开始上学,12岁时因母亲与大哥都患羊羔疯病而不能再上学,跟父亲参加了劳动,成了一名人民公社的小社员。直到1972年9月份,在那十年间,不管劳动多累,父亲对我的训练也从未放松过一天。由初时的不情愿 ,变成了习惯性的一天三练功,早晚都背戏,莫名其妙地坚持了下来。特别是文革期间,村村都有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我们村的宣传队排演的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我演李玉和,《智取威虎山》我演杨子荣,《红色娘子军》我演洪常青,《沙家浜》我演郭建光等,在公社汇演中均受到领导观众的好评。随着年龄的增长,村里派我出去修榆和公路、河口水库、三二0二铁路(修文至长治)。所到之处,众所周知,有个戏唱的好、拳脚功夫好、为人不错的好后生—郑保德。

    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1971年,原榆次县分为榆次市、榆次县区划,原榆次县晋剧团改称榆次市晋剧团,新成立的榆次县所属机构迁到长凝公社。榆次县没有剧团,县革委会调王瑞(原晋中文工团的领导)、范培成(教委干部)、赵鼎新三位负责选拔组建榆次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1972年6月1日,榆次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立,初排的节目有:《老俩口学毛选》、《争出工》、《半篮花生》、《洗衣歌》等。我们家给了人的二妹五计娥,我爱人侯巧仙都在宣传队里。在我考宣传队之前,不知是那位领导随北田公社武装部的张启明部长到村里找过我。当时村里人工打的一眼大井,我正在井下水里挖泥,井上村领导喊我考剧团。那个时代作为22岁、饱经沧桑反革命子弟的我,觉得那是天大的笑话,不可能的事。于是我在井下朝上冒了一句:“告诉人家我的情况,要我便去考,不要我就不考啦。”事后,太原市实验晋剧团在巩村唱戏,父亲的艺友田九云、田九贵在家做客时,父亲说起此事。田家老哥俩对父亲说:“人家来找就说明人家已了解子弟情况,宁可碰了,也不要让误了。”父亲听了他们的话,允许我去试,还给我编了个理由,看我二妹为名,顺便考一下剧团。

    那天我头戴草帽,穿着背心,穿条绿裤子,裤子上打着二尺长的补丁,浑身被太阳晒的黑油油的。到了长凝村,我二妹见到我,把我引到办公室,见了王老师他们,他们好象知道这么回事,立即对我进行了考试。那天父亲好像给我安排了两个接引人,一个是山西拉晋胡名家刘柱老师,不知何故,在那里做甚。一个是已在那里的郝信老师,他们都是晋剧院的。刘柱老师为我拉着晋胡伴奏,郝信老师给我打的鼓板,唱了两段《红灯记》选段。刘柱老师只道好,郝信老师告诉他,说我是巩村俊和家二小子。刘老师高兴地问:“那你一定会唱传统戏喽?”我说:“脸面前的戏都会。”刘老师说:“那咱试试《渭水河》如何?”我说:“行。”因为《渭水河》是我从小学的,父亲对我没少下了功夫。谁知一段“请太公”刘柱老师赞不绝口,给领导说20来岁的年青人,旧戏能唱得这么好,大剧团也没有几个。随即王老师拍板定案,当时就给了我一个红皮的刊物叫《革命文艺》,里面有一个现代戏叫《红心朝阳》是晋南临猗眉户剧团的戏,剧中主人翁是饲养员许志忠,教我赶快背词。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这就被考中了,回到家里,父母亲都不敢相信,村里人就更不相信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怎么会让一个历史反革命子弟当主演呢?但是没过几天,县里真的通知我前去报到。我记的革委会主任、县武装部田部长后来给我讲过:“小郑,革命需要你,但是不能入党,也不能提干。”虽说时过境迁,四十年后的今天,回顾当初,不是榆次市、县分家,县里没有了剧团,我不会有从艺四十年的机会。考试不遇上“三晋”晋胡名家刘柱老师的肯定,王瑞老师的破格录用,知遇之恩,我也不可能有从艺四十年的机会。反过来说,没有父亲对我从小严格的训练,后来的机会,也就不存在了。

    进入榆次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第一出戏,现代戏《红心朝阳》,由曹士达老师带领我们几个大学友到晋南向临猗县眉户剧团学习移植的。回来曹士达老师给我分析剧本,讲解剧情,分析人物关系,确立主题,如何渲染主题思想。唐其镜老师作曲,陈正华老师又做了加工排练。不久,我们给县革委领导汇报演出,一炮打响。随即老师们又带领我们分别慰问了独立营、师部、飞机厂等几个部队单位,不久宣传队就更名为榆次县晋剧团了。 

    1972年6月1日,榆次县成立“榆次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挑选的人员,大部分是从学校选来的,年龄都在15、6岁左右,还有一部分是从各村宣传队选拔的。当时演员组我是年龄最大的,同学们都叫我老大,郝金锐老师带功。一般都是老师先教会我,再由我教小师弟、小师妹们。从各村选拔来的同学中有杨增德、侯二转、张烈珍、郭云莲、张金叶、赵高寿、张德和、侯烈柱、温振斌、贾宝仁、陈英、巩明仁等。我们在以王瑞老师为核心的领导下,在唐其镜、曹士达、陈正华、陈东海、郝金锐等一批国家级艺术家的精心培育下,带领我们经常向中国京剧院、中国评剧院、河南曲剧院、陕西易俗社、湖南京剧院、山西京剧院学习移植革命样板戏,经典传统剧目,使我们从基本功到表演刻画塑造人物方面,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我们先后排练上演了《红心朝阳》、《朝阳沟》、《雪山红松》、《江姐》、《红霞万朵》、《渡口》、《苗岭风雷》、《磐石湾》、《龙江颂》等现代戏。活动在三晋大地,所到之处均有好评。我们的名字观众不熟悉,但我们演的角色象《磐石湾》中的陆长海、黑头鲨,0八等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却被人们叫了好多年。特别象我们演的《磐石湾》好多兄弟剧团向我们学习移植,我们团曾经派侯二转带着小师弟刘照、小师妹云仙,分别到和顺剧团给五二庆、五晓萍,平遥县剧团给赵国仁、吴丙生,左权、榆社剧团说过这个戏。总之从1972年9月—1982年期间,我们团所排的现代戏男主角,几乎都是由我来完成的。我比同学们大五、六岁,基础相比而言,也稍比师弟们好一点,所以老师们选择了我,机会也让给了我。时光荏苒,多少年过去了,可我还要说声谢谢各位老师对我的厚爱与栽培,没有你们的付出,也决没有我后来在各个岗位的贡献。

    由于我们剧团没有自己的编创人员,1982年领导培养我先后参加了晋中地区文化局特邀中央戏剧学院讲师所办的导训班,1985年省文化厅举办的省第四期导演专修班,在这个班里小品排练几乎是由我来执导。随后我又参加了中央戏剧学院举办的函授编剧进修班,通过考试领取中戏的大专毕业证。由于我主演了10年现代戏,这些戏大多由话剧导演来执导,也是苏联专家斯大尼斯拉夫体系,所以我从表演三要素到导演三要素是早有所闻。如何作导演案头工作,及导演计划构思、阐述、讲解、分析剧本、确立主题、深化主题、启发演员刻画人物等手段都是不陌生的,运用起来也都能达到得心应手。还有我主演时唱腔大部分是自己设计的,我所排的戏的音乐、唱腔也几乎都是我创作的。经过和同学们多年的摸爬滚打,先后编导演出了杨家将系列之《杨业归宋》、《状元媒》、《闯幽州》、《金沙滩》、《封神榜》、《宋太祖》等,有些戏至今还在上演,与此同时还给兄弟团体如保德县剧团、阳曲县剧团、阳方口煤矿剧团、五台县沟南村业余剧团、榆次秋村业余剧团,我们文化馆郭海俊管理的大众剧团等多次应邀排练。还应邀给“美锦贯中艺术团”排练了《王宝钏与薛平贵》,这项工作虽然很烦也很累,但通过合作,演职员带给戏迷观众无限欢乐,不管他们提不提起他们的导演,我心里也是快乐的,因为通过他们证实了自己至今还在这条路上不停地向前迈进。

多年的艺术生涯,各方面的成熟,尤其在组织和解决一些突发性问题上,团长石仁锁发现了我的能力潜在,在他的提议下,任命我为青年晋剧团业务团长的职务。1990年我被调榆次市晋剧团任副团长,杨增德任团长。不久,市委副书记宋新柱宣布,将榆次市青年晋剧团与榆次市晋剧团两团合并,统称为榆次市晋剧团,合并后还是我与杨增德搭档。不久杨增德调任文化局副局长,我接任团长兼书记之职。任团长后,我以剧团大局利益出发,报请文化局领导,叫回当初事出有因出走的小师弟、师妹们。局领导怕我叫回他们有麻烦,经千般解释,局领导同意了我的请求。小师弟、师妹们归团后,与我合作的很愉快,这个结果是我想要的。十几年的剧团管理工作,虽说也风光了一时,从编导本职工作来讲,也耽误了许多,因为我不是干部是艺人。

    榆次市是晋中地区所在地,也是全省文化事业繁荣之地。晋中地区有两个晋剧团,一个是以张鸣琴、王万梅为主的大晋剧团,一个是以史佳花为主的青年晋剧团。我们一个财政年度只能给42000元补助的市县级剧团和晋中团从各方面都不能相提并论。在文化市场竞争相当激烈时期,全省县级剧团几乎全都倒闭,而我们与两个人力、财力、实力雄厚的大剧团同处一个城市。竞争求生存,不说振兴晋剧,生活也难以保证。面对现实怎么办?我召集团委仔细分析,认真考虑,作出决定,走自己的路。省晋剧院、太原市实验团、晋中晋剧团的代表剧目我们都不演,排我自编、自导、自创音乐唱腔的戏。当时我们搞了封神榜系列《妲己乱朝》、《炮烙柱》、《姜子牙下山》、《文王》、《金鳞记》、《游西湖》等一系列文武带打的神话剧,打开了演出市场。那时也恰逢工资改革时期,其他剧团演员工资表上80多元时,我们发的150元,到300至700元,总之比工资表上高出一倍。年终每人均有一袋面、一壶油的福利,虽说意思不大,却也暖了人心,激励了士气。

    省艺校,太原市艺校好的毕业生不来晋中,晋中艺校好的毕业生不来我们市县级团体,我们的后备力量怎么办?如何解决。还有个问题,退休职工工资低,老向上级领导反映,上级也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最后我觉得剧团常年演出在外,大院空着,如办个艺校,岂不是一举两得。我把这个想法上报分管领导,他们同意了我的意见,我即找教委办理了相关手续。1993年4月29日正式成立了榆次市晋剧团艺校,由我爱人侯巧仙与张富庭负责。同时解决了我们的后备力量与部分退休职工待遇低的两大问题。

    正当榆次市两个晋剧团合并以后,兵强马壮,团结奋进,以新颖的剧目,强大的阵营,所到之处无不叫好之际,也就是1994年3月17日凌晨四点许,我们正在文水县西庄村演出时,一场无情的大火,将舞台和我们的演出设备烧了个一干二净。起火原因未查明,当时看台人员不在台上,他是睡在门房的。当村里人发现舞台着火叫醒他,他惊慌失措地叫来我们时,舞台上下已是一片火海。挂幕的铁丝也有了电,这时若上台,必将有人命事件发生。事处燃眉,权衡后果,我采取了保人弃物。不一会儿文水消防队来到现场时,因舞台年久失修,鸟窝遍布,台顶破烂不堪,台上的一切已荡然无存了。西庄村选举刚刚结束,新班子上任唱戏庆贺,旧领导下台怨恨无限,我们的演出设备无人负责。文水县检察院因看台人员郭孝生有失职行为,拉回文水县关押受审。我带领全体演职人员乘车离村时,心乱如麻,悲痛万分,尽管我戴着墨镜,同志们还是发现了他们的团长,流下了铁骨铮铮男子汉的眼泪。此时女同志们再也忍不住心中的绝望,嚎啕大哭不已……回到剧团大院,艺校的全体师生见状,也都哭成一片,当晚黄河电视台报道了这一新闻。我怀着无比复杂的心情,逐级向领导们汇报了文水西庄村失火事件的情况并听候处理。

事已至此,静下心来思考,与其坐以待毙,莫如破釜沉舟。第二天召开了全团大会,我宣布了三条:第一,失火事故听候处理。有人愿离团、自谋生路,我没意见。第二,有人继续跟着我干,一天工资也不欠。第三,党团员带头集资,先把剧团办起来。北京、上海、苏州、河南各剧装厂的朋友们与我有多年的业务往来关系,我与他们讲了当前情况,他们表示都愿意先交货,有了钱再付款。我们团务委员会的同志,按我的安排,各行其是。我爱人侯巧仙同志把全团家属有缝纫机的全抬到大院,负责做幕,郭二小同志的姐夫负责做戏箱,剧团大院忙了个不亦乐乎。黄河电视台跟踪报道,先说失火给国家造成损失等等。后来报道我们“大火烧不垮”,不向政府伸手,自力更生、自救办团的精神等等。一礼拜后,王新义市长带着秘书长韩拴虎来到剧团大院,看到当时的情景,他激动地说,他来晚了,并当即表态,政府财政紧张,能给我们挤六万元。市委、政府副职共7名,每位领导从他分管的口上集资两万,让我按25万开支。其实我们剧团只拿了政府的15万,其中10万是由文化局转拨的,5万是我从银行直接提的,其余的都是我演出两年后逐渐还的。职工的集资款,事后我按二分利息给处理的。

    在市委、政府各级领导的关怀下,在全市人民的支持援助下,我们绝处逢生仅用了10天,退了两个台口,以崭新的面貌,意气风发地奔赴了新的战场——盂县后元吉村(二月十九日的台口)。

    这次大落大起,置于死地而后生的榆次市晋剧团全体演职员工,以人心齐泰山移,背水一战的大无畏精神走出绝境,步入新生,迎来了以后的辉煌。旺季演出后,我们在前进剧院穿装着全市父老乡亲的深情厚意,答谢演出了四场。最后谢幕时,市委书记冀安信从青岛视察赶回来接见了全体演职员工,褒奖了大家以团为家,团结奋进的精神,同时还肯定了我的决策举措,他说:“着了火也是称职的好团长。”事后,我把关押在文水的看台员工郭孝生保释回来,我把一切责任承担起来。最后市委、政府对于这次失火事故给了我记过、留党察看、降薪、全省文化系统通报处理的意见划了句号。

    为了尽快还上欠款,于1994年底,我以艺校后备力量为基础,把剧团分成两个演出团进行活动。如此所做,事不违愿,不仅很快还清了所有借款,同时还给学生搭建起实习的平台。在以后几年间,榆次市晋剧团在全省范围内的同级剧团中收入均名列前茅。在我任职期间,从未欠过员工及任何人一分钱。从主演、导演、编剧、作曲、管理方面,虽然水平有限,且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性格倔强,事必躬亲,该有自知之明。榆次市晋剧团在我主政期间,仅仅是保证了生存,没有什么很大的建树。我思之再三,几递辞呈,于1998年11月6日,上级领导批准了我的请求,辞去了榆次市晋剧团的领导职务,承起了我跟爱人侯巧仙共同创办的“中都艺校”。

   《中都艺校》的全称为《山西省晋中市中都武术戏曲艺术专修学校》,是一所民营自主学校。在校的老师先后有侯巧仙、张富庭、马月凤、赵吉禄、冯仁英、郑秀峰。外聘老师有刘瑞琪、贾炳正、郭志强、罗维新、何志广、五基珍、田富川、雷改琴等,我负责排练、实习和演出。我们夫妻二人办学近二十年来,在教委的关怀督导下,本着“弘扬民族文化的精神”“学艺先学做人”的校训,担负着“继承优秀传统,旨在晋剧振兴”的己命,培养了数百名晋剧后起之秀,在三晋大地不论规模大小的演出团体,几乎都有中都弟子靓丽的身影。象鼓师郑宏鹏,琴师王平,青衣范志茹、杨美蓉、周俊霞,武生刘志强、郝鹏伟,须生李香艳、田芳兰、陈文丽,花脸宋少杰、郝小军,小旦胡晓花、郭佳富、郝银鑫,小生武志美、郝兰鑫,晋胡郭志伟、郭利民、陈旭东、刘谦、陈强,司鼓张义、张强、王超等一批、又一批优秀学生。他们不负众望,在不同的演出团体,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均得到了专家的认可,广大戏迷朋友的青睐。他们给中都艺校增了光,给呕心沥血的老师长了脸。

我与爱人均已年过花甲,2012年十月,送走最后一批学生,就停办了艺校。虽说累得苦不堪言,但回顾以往的付出,再看今天戏迷朋友,为活动在戏曲舞台上学生们的精彩表演喝彩,还是止不住心中的喜悦。作为四十年艺令的文艺工作者,在振兴光大晋剧事业之中,敢说一句水平有限,却是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尽力了。

2015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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