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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戏剧资讯-话剧《我不是潘金莲》

  • 作者:王志南 2022-08-20 17:20 字体:[ ]

《我不是潘金莲》在剧组官宣之初就定位为“一部从头笑到尾的悲剧”。看似矛盾的语汇冲突,带给观众对“悲喜何以珠联璧合”的诸多期待。大幕拉开,在这部实为悲剧内核的剧作中,“笑料”以不同面貌出现,观众透过“笑”去体悟“悲”,激活了丰富多元的情感体验,作品也得以向悲剧的更“悲”处漫溯。

《我不是潘金莲》讲述的是李雪莲终其半生的一场“徒劳”。她二十余年来历经背叛、毁谤与围追堵截,在固不可彻的执念中无计可施,在十面埋伏的境遇里难以突围,命运悲剧意味浓厚。但导演丁一滕携手团队将剧作呈现在观众面前时,并未让李雪莲自始至终挂着“一把辛酸泪”,将这段鸣冤抱屈的故事演绎得涕泗横流。相反,他尝试运用一股奇妙的喜剧力量不断挣脱着悲剧应有的庄严,让剧情在坠入惨淡深渊的边缘曲折游走。这股喜剧力量由剧中分饰多角、身怀绝技的“男团”挑大梁,舞蹈、武术、变脸、吉他弹唱、rap……他们在舞台上展现个人能力的同时将“笑料”点染其间,于每一个情绪的谷底拉起绝望的李雪莲和不忿的观众们,似乎在说:“缓缓,生这么大气不值得!”

剧中李雪莲对秦玉河共动过两次杀心,一次是在化工厂与秦玉河理论无果时,一次是在求助王公道调查“假离婚案”碰壁后,李雪莲在陷入绝望时咬牙切齿——“信不信我杀了你”的愤懑和“我就是要杀了他”的倔强,将舞台的紧张氛围拉满。此时,“男团”的喜剧性出场为剧情直指生死攸关的不归路“喊下暂停”。且看,离开化工厂的李雪莲偶遇公厕“看门大姐”,她正伴着晃眼的灯球扭动“曼妙”身姿,一段80年代特有的野生迪斯科瞬间解构生死,让李雪莲改弦更张;李雪莲的娘家弟弟李英勇毫无征兆的“川剧变脸”让人忍俊不禁,却早已透露出他的怯懦冷漠和翻脸不认人,这也使李雪莲的“刺杀行动”再次延宕。

这几处滑稽夸张的表演是引人发笑的,这些角色的设置或许受到了传统戏曲中丑角行当的启发,在剧作中发挥着插科打诨的喜剧作用,打破剧情的紧张凝滞,使作品在冷峻对峙的暗黑色调中多了些斑斓的“间色”,同时调整了戏剧节奏的缓急。悲喜剧桥段穿插叠加,让观众在紧张与松弛交替中产生多种情绪的转换与纾解。值得注意的是,“笑料”太罕见则无趣,太频繁亦无益,恰如其分地悲喜杂糅才是上佳境界。

由此观之,悲喜的距离并不遥远,就在剧情几秒钟的辗转腾挪之间。不过,如若笑料在整部戏中都近似这般形态,“滑稽”多了也会变得廉价。此时,喜剧性的元素需要用全新面孔刷新观众的对“笑”的期待,这个面孔,是赵大头。赵大头是自带喜剧光环的,因为这一角色由著名相声演员、喜剧人金广发饰演,他的短视频以怪诞无厘头的幽默在网络上赢得诸多关注。胖墩墩的身形、光亮的额头、洪亮的嗓音,金广发的扮相与赵大头厨师的身份非常贴合。区别于上文提到的插科打诨式的滑稽表演,赵大头这一人物在剧作中从不让人捧腹大笑,但常令观众扬起嘴角,这“笑果”主要是源于他横跨二十年求爱李雪莲的过程中流露的那份“痴”与“拙”。

赵大头和李雪莲是中学同学,小时候的大白兔奶糖是大头对雪莲最初的爱意表达。多年后,当李雪莲为申诉“我不是潘金莲”层层告到北京时,赵大头仍愿意倾其所有助她披荆斩棘。他为初来乍到的李雪莲提供住处,跟随李雪莲四处奔走证明清白,多次与李雪莲沟通开解她的心结,他也从没有忘却“咱俩一起过日子”的终极梦想。这一切不是发生在短短的一段时间,而是整整跨越了二十年。这期间两人的经历被轻轻带过未提,我们只知道二十年后,在李雪莲身边鞍前马后的仍是赵大头。只有他,让李雪莲能够笑着说:“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

赵大头的种种付出,在一门心思伸冤的李雪莲面前显得笨拙憨直;但面对他人对李雪莲的伤害,赵大头却愿意豁出自己,展现出有勇有谋的一面——在被层层监视的小屋里,他用几瓶好酒灌醉了围堵李雪莲的官员们,帮助她逃出了“密不透风”的县城。两人在这件事后真正成为了生死之交,李雪莲也开始卸下心防。后来他们并肩登临泰山散心赏日出,李雪莲终于在二十年后的清晨决定不再纠结于往事前尘,而要向前看,并答应了赵大头“在一起生活”的愿望。此时的泰山日出,在舞台上唯美异常。

话剧演到此处,我们都沉浸在赵大头追爱成功的喜剧氛围中,他笑起来眯缝的双眼,他举着相机帮雪莲照相时欢喜的身影,都让人会心一笑。我们同样会为李雪莲长舒一口气,因为对于李雪莲来说,赵大头就像一味治疗痛苦的良药,她终于愿意“自个心疼自个儿了”,这不失为一件让人愉悦的决定。然而,这件“喜事”在舞台上仅仅持续了不到五分钟,就像是一个异常美妙、却被惊醒的梦。梦里有多欢乐,醒来就有多痛苦;梦想成真时多兴奋,被一个电话狠狠敲碎时就有多绝望。然而这份绝望,都是来源于一个“贪”,赵大头最终用虚伪的权钱交易推走了近在咫尺的中年爱情。赵大头的喜剧的确没办法演到结尾了,而李雪莲的悲剧又被无情地雪上加霜。她与赵大头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大头,我想杀了你。”昵称还在,但那句“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的恩情在背叛中烟消云散。

悲喜的距离有多远?

看似很近,一个电话就能颠倒悲喜,而这背后是赵大头的一个抉择撕毁了喜剧的假面,露出赤裸裸地人性之殇;但又很远,剧作巧妙地运用喜剧的“障眼法”——把围绕赵大头的“喜剧性”情节做足做满,看似与“悲剧”结局远远拉开距离。当观众对“喜”的期待到达泰山之巅时,剧情却猝不及防地坠落到早已设置好的“陷阱”之中,摄人心魄的悲剧感由此诞生。

现在,李雪莲又变成在悲剧漩涡踽踽独行的人了。她被秦玉河利用,用假离婚换来个真离婚;他被赵大头利用,用不告状换来一份好工作;她也被这部叫做《我不是潘金莲》的悲剧利用了,用歇斯底里的“闹”换来了几阵凉薄的笑声。她曾在基层法官王公道面前闹,提出“先打官司,证明这离婚是假的,再跟秦玉河这个龟孙结回婚,然后再离婚”的诉求,把民政局操纵于股掌;她在县长面前闹,一连告五桩案子,告法院院长,告法院专委,告法官王公道,告自己的丈夫秦玉河,“还告我自个儿”,真正做到了六亲不认;她为了证明当年在牛棚的计划是假装离婚,企图教老牛说话,期待有一天牛能说话,帮她洗冤,尝试挑战生物界的奇迹……笑话她的人,当然会把这些行为看作痴人说梦。

但是这些人是不敢“笑出声”的,他们会摆出一幅正襟危坐的模样,指点着李雪莲“这件事你应该去找……”然后将其拒之门外,逃之夭夭。他们看似不苟言笑,内心却早抑制不住地嘲讽:“如此伸冤,真是可笑!”他们是法官王公道,是法院庭长贾文明,是法院专委董宪法,是法院院长荀正义、是县长史为民、是市长蔡富邦,是所有曾经被李雪莲列入求助名单的一连串人。这些官员在戏中的“不担当”和“乱作为”被夸张戏谑地表现出来,他们道貌岸然、巧舌如簧,为求自保不择手段……但这出千人一面的“官场现形记”并不可笑,相反是极其可怖的,他们高高在上地目睹着李雪莲的穷途末路,嘴角却扬起一抹嗤笑。

“笑”李雪莲的还有秦玉河。他至死也没有想通李雪莲竟为了一句话闹了20年:“20年来,芝麻变成西瓜,蚂蚁变成大象。现在我死了,芝麻和蚂蚁都消失了,你这告状不变成了笑话?”秦玉河的这句话道出了李雪莲被“笑”的缘由——当“告状”叠加上“20年”,人们笑话的已经不再是最初的冤屈,笑的是告状人不可理喻的执着。

“笑”李雪莲的何尝没有作为观众的我们?剧作似乎并不避讳李雪莲的“可笑”,创作者常常站在冷眼旁观的角落与主人公的悲剧形成“间离”。作为观众的我们或许也曾与李雪莲周围的众人一样俯视着她的风餐露宿、劳苦奔波,曾在某些“不怀好意”的瞬间,面对她过分执着与徒劳无功的因果而产生过幸灾乐祸或是百思不解的笑意。这是创作者有意而为之的视角设定,他们让观众能够不时移情到李雪莲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正因如此,剧作中的“笑声”便也合理了许多。此时,李雪莲被短暂地利用为“笑料”,而笑着的我们与这场悲剧隔着一堵心墙,遥遥相望。

但《我不是潘金莲》的高妙之处正在于,视角由看客到李雪莲的转换,创作者也在此刻真正发声。当剧作站在李雪莲的心境,诉其悲苦半生,观众看到的是那个在社会中百般挣扎的可怜人,屡战屡败,孤立无援。此时,观众大多会抛弃“看客”的身份,主动触摸李雪莲的脉搏,与其撕心裂肺的痛共情,由此透视出“这个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前后两种视角的叠加和情绪的转换,使观众窥见的不再是李雪莲个人的命运悲剧,更是深重的、无处遁逃的社会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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