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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区级评弹团现状

  • 作者:笼炀 2013-01-07 20:26 字体:[ ]

上海区级评弹团的命运。东方评弹团签字待退休,心艺评弹团宣布解散,可怜的新长征评弹团只剩二个演员前途未卜。乞求神灵伸出你们温暖的手来拉俩个弱女子一把吧。阿尼陀佛”

区级评弹团缺少政府财政支持,亦呒不足够个市场来支撑,只好解散。现在只弗过是区级评弹团,再过几十年,就轮到上海市级评弹团、苏州市级评弹团解散。(张蝶菲)

部分演员为去旅游景点供职推掉与书场合约

上台之前,评弹演员徐长青随意地穿着一件跨栏背心,倚在最后排的位子上和听客们聊天。看见年轻的听客,他的脸上掩饰不住好奇与兴奋,“你来听书?听得懂吗?”

  电铃响了两次,1点半,一束橘光打到红色帘幕上,随即帘幕一跳一跳地拉开。徐长青已经换了一身白色长衫,他的搭档叫袁莉莉,穿的是黑底绣花旗袍。台下响起零零星星的掌声。

  两人各有两套乐器,一套琴弦朝下扣在桌子上,一套侧立在座椅旁。桌子上只有两杯白水,一块惊堂木。两人低头调好音,正了正坐姿。袁莉莉一双涂满红色指甲油的手扣在琵琶上,“请听开篇,《王熙凤》:为人何必太机灵,大智若愚含义深,谁人不识王熙凤,八面威风坐荣宁……”台下逐渐安静。在评弹里,开篇和正书并无太大关系,是演员用来试嗓、镇场的。

  一曲唱完,服务员拎着一只铁壶给听客的茶杯里加水。徐长青整了整领口,用毛巾擦了擦嘴,“啪”,惊堂木一响,正书开始。陈元禧戴上眼镜,而有的老人已经耷拉着脑袋,睡着了。

  48岁的徐长青是苏州人,他18岁登台表演,如今是上海东方评弹团的演员,每年有210场的演出任务。他总是显得很忙碌。“我一会儿还有事情。”在二楼演员休息的房间里,他边扣着衬衫扣子,边说。

  在这个圈子,票房好的演员被称为“响档”。为在竞争中胜出,上世纪40年代,上海7档知名演员联合成整体,一起演出,几乎垄断了上海和江浙一带的知名书场,演到哪里,哪里爆满。有人在报纸上骂他们是凶神七煞,“七煞档”的大名由此而来。

  那时,上海不仅有“七煞档”,还有“评弹皇帝”“评弹皇后”。1948年《书坛周刊》举办评选时,读者投票踊跃。最后,一位名叫严雪亭的演员得票最高,荣膺“皇帝”。他总是单档表演,一人扮演葛三姑、小白菜、知县、醇亲王、扬州太太、绍兴师爷等多个角色。曾有传说,他一天就能挣到一根一两的金条。有人亲眼见过,严雪亭在雅庐书场说《杨乃武》时,连三轮车夫都停下来不走了。

  如今“响档”的时代彻底结束了。根据上海市书场工作者协会的统计,目前,江浙沪三地只剩下13个评弹团,还在演出的评弹演员为172人,而这三省市共有书场173家——按一个演员一家书场算,竟然无法填满。

  目前一位普通演员一场的收入大概在100到150元。由于收入不高,许多专业演员宁愿去旅游景点唱“背景音乐”,甚至因此推掉与书场的合约。还有很多演员下海做生意,特别是优秀的年轻演员。“越是优秀,越早看明白这里面是怎么回事。”上海一家评弹团的负责人无奈道。

  “以前演员是为生计而搏,现在叫混饭吃。”雅庐书场现任经理吴继平说,“过去的演员早上爬起来练嗓子、排戏,哪怕这个书天天说。现在呢,晚上搓搓麻将,到快开场了才起来,也不吃,说完了再下去搓麻将。”过去,还是书场服务员的他,经常能在书场里听到老演员带着徒弟背书、甚至因说不好责打徒弟的声音。

  吴继平是1983年从部队转业到雅庐书场工作的。1978年雅庐书场恢复营业,原经理钱关根被调了回来,与转业军人、雅庐老职工还有其他剧场调来的工作人员组建了新的班子。

  曾经繁华的书场已经空空如也,只能用两根毛竹从靠背木椅底下穿过固定住,一排5个座位。简单打扫一番后,书场开业了。吴继平记得,他来的时候,从办公室的房顶还能望到天。

  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下,雅庐书场却迎来了“文革”后评弹的新高潮。书场重新开门,评弹演员又可以出来表演,传统书目也恢复了,甚至还有人根据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改编了一档《倚天屠龙刀》。那时,大书场的经理常常亲自到小书场挖掘演员。大华、西藏、雅庐这些知名书场主管业务的经理,还组成了一个小团体,互相推荐能“出生意”的好苗子。

  “以前的那种辉煌是不可能了。”在装修一新的办公室里,吴继平这样感叹。这段短暂的辉煌后,评弹在上海又滑入低谷。

  客满

  还有一天,售票员小纪就要退休了。

  到雅庐书场前,小纪是曾经的上海四大书场之一——大华书场的售票员。西藏、大华、仙乐、静园这4家大型书场都是由舞厅改造而成,音响设备好,通常有800-1000个座位,是上海最顶尖的评弹演出场所。仙乐书场曾为中篇评弹《红梅赞》做过户外霓虹灯广告,“红梅赞”3个大字在夜晚闪着红莹莹的光,在上海滩轰动一时。

  对于过去的辉煌,小纪不想回忆更多。“我们那里有800多个位子呢,很多有名气的人都去过。现在这里,都没什么人的。”她低着头摆弄着一只触屏手机,漫不经心地说。

  由于大书场地处城市主干道附近的“黄金地段”,拆迁改造的推土机首先驶向它们。上世纪80年代末,这几家书场相继关门,改头换面成了服装市场、美食市场甚至仓库。相对隐蔽的雅庐书场反而得以保留。

  1990年大华书场关门,原址建起了商业楼宇。

小纪被调到同属于卢湾区文化局管理的雅庐书场。对于评弹,她并没有特殊的感情。书场里正说到“九·一三”事件中的“汪庄风波”,小纪在不到10米的走廊另一头,坐在售票亭里数着票款,丝毫不受影响。

  书场一天收入几百元,少的时候还不到100元,这样的情况和当年没法比。“那时候排队,排得很长哎。那时候娱乐生活比较少呗,没有搓麻将、看电视呀那么丰富,人家都来听听书嘛。”她说。

  在那个文化饥渴的年代,不管说什么书、谁来说,书场几乎都能客满。有的学校礼堂里也开了书场,居然还是“客满”。

  雅庐书场曾经做过一块木板镂空的“客满”标牌。后来木板赶不上潮流,书场又订制了“客满”的霓虹灯,就挂在休息厅里。那时吴继平还是书场服务员,他记得最忙的时候,雅庐一天有4档演出,烧水冲茶都来不及。

  这块“客满”的牌子连同霓虹灯,早就被前任经理卖到了废品收购站,不知道以什么样的面目在这个城市存在着。曾经悬挂霓虹灯的门脸下,如今是那家碗店,在堆满了瓷勺瓷盘和不锈钢水壶的店面里,实在难以想象出当年的模样。

  尽管火爆,但由于门票便宜,仅靠评弹还是赚不了钱。于是雅庐书场“集体下海”,在二楼办起了招待所。几间房子略微收拾了一下,借了床和被子,就是“雅庐招待所”了。房间一共8个,最多一间可以睡8个人,职工自己洗被子,还要去火车站拉客人。当时正值乡镇办厂的热潮,许多乡村业务员到上海找关系,旅馆一下紧俏起来。最热闹的时候,晚上那档节目散场后,还要在书场里加床。

  小纪所在的大华书场没能撑得像雅庐这么久。如今,雅庐要搬迁了,她自己也要退休了,但她并无太多伤感。

  倒是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听客得知小纪要退休,特地来书场看她。“今天,老太婆本来叫我出去搓麻将,我说,不去。”他站在狭窄的走廊里,这么说。

  小纪笑了,“还有一天呢。”

  “送你点什么?”

   “我一样也不要,心意领了。”

  “小纪,接班人是谁呀?”另一位听客坐在椅子上问。

  “我不知道,总归有人来的,雅庐不可能没人卖票呀。”

   散场  中场休息10分钟,80岁的袁焕章打算到书场外透透气。在这个闷热的夏日午后,他清晰地记起了一句“祈调”的唱词,因为调子低沉柔美,上海人更喜欢叫它“催眠调”。“一路走来一路想……”他张开嘴哑着嗓子唱了起来,露出只剩一颗的门牙。

  袁焕章听了60年的评弹。他喜欢坐在女演员正对面的位子,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在年轻听客递过来请教的本子上,他慢吞吞地写下了“皇后范雪君”这5个字。

  范雪君是评弹女明星,能说一口清雅甜润的普通话。她曾专门请过国语老师,还向周璇学过唱歌。表演《秋海棠》时,她融入了当时流行的话剧形式。袁焕章在沧洲书场看过她的表演,至今难忘。如今,这位女演员去世已有16年,沧州书场也已经关门43年了。

  上世纪90年代初,雅庐招待所开不下去了,大家决定办录像厅试试。那时上海聚集了一批修建南北高架的外地民工,晚上爱在录像厅消磨时光。吴继平跟经理乘坐半夜12点钟的慢车去义乌买录像带,早上4点到站后,没钱住旅馆,就在火车站睡一会儿。

  评弹和录像在雅庐书场交替进行,下午一场评弹、一场录像,晚上一场评弹、一场录像。周末还有录像的通宵场。住在书场附近的居民还记得,路过这里总能看见花花绿绿的录像海报。

  然而随着电视、VCD在家庭中逐渐开始普及,录像厅终归也没有撑到最后。90年代末,评弹越来越不景气,雅庐书场只能将一半面积出租。那个曾经悬挂霓虹灯的休息厅,那扇四开的大门,只能出现在照片和回忆中了。

  2003年,雅庐书场从自收自支单位调整为区文化局下属差额拨款单位,经济负担减轻了。但在评弹整体的颓势面前,这种变化显得有些尴尬。有一年,在事业单位招人的面试现场,吴继平问一位报考了雅庐书场的小伙子,“你知道书场是干什么的吗?”“不知道。”吴继平没再说什么,这个回答让他又好气,又好笑。

  吴继平被分配到雅庐书场前,也不知道书场是什么,那是他第一次听评弹。如今年纪大了,他反而越来越喜欢这种能让人静下心来的艺术。“现在的年轻人,最好就是1个小时把这些故事从头到尾讲完,那不是评弹。评弹很细腻的。有个笑话,小姐从楼梯上走到楼梯下,你知道走了几天?16天。”

   他的孩子今年15岁,对评弹没有太大的兴趣。不过吴继平表示理解,“我老婆都不要听,别说他了。不过至少他还了解,他的同学可能连书场是什么都不知道。”

  袁焕章的孙子同样对评弹毫无兴趣。“孙子现在大学毕业搞摄影,他结婚照拍得好。”他很得意地说,随即又抿着嘴摇了摇头,“他不想听,儿子也不听,老早我老太婆没有死的时候,我带她出来听书,我老太婆死了8年啊,糖尿病,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她走了,我就一个人了。”他嘟囔着。

  上海的年轻人,确实大多不知道“书场”为何物。他们把顺昌路称为“新天地后面的那条尿片街”,却不知道这条原属于法租界的街道也曾很有“腔调”。它本是用一颗颗圆润的鹅卵石铺成,车子行驶在上面,总是慢吞吞的。当然,这一切早就被沥青层层覆盖,无处可寻。

  提起雅庐的未来,吴继平说自己也不清楚,“要等拆迁之后才知道”。不过他已经开始筹划送评弹进“新天地”的事了。

  “这是一个错位的存在,是这座城市穿越回过去的时光隧道。”一个在广告公司工作的上海年轻女孩这样说。为了升学考试,她曾学唱过几句评弹,却从来不知道书场。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在网上看到了雅庐书场的照片,打算抽时间去看看。“它被很多人遗忘,甚至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就好像妈妈突然有一天给你一个祖传的镯子,然后讲了这样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3点一过,陈元禧拎着他的黑色尼龙包走了出来,他要回家吃点心去了,晚饭后躺在床上再听听收音机。

  散场后,小纪要和其他服务员一起打扫书场。还有一天,她就要退休了,有人给她送了两根香蕉和一块光明牌冰砖。

  门上的插销已被提前放下,轻车熟路的听客们都颇能把握起身离开的那个时间点——台上的书还没说完,剩最后一分钟,台下噼里啪啦一片座椅翻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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