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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口述 | 吴宗锡:我与评弹艺术

  • 作者:吴宗锡 王其康 2017-04-06 11:37 字体:[ ]

宗锡,祖籍苏州,1925年3月出生于上海。诗人,作家,戏曲曲艺理论家。中国曲艺牡丹奖终身成就奖和上海文艺家终身荣誉奖获得者。曾任上海评弹团团长,中国曲协副主席,上海市曲协主席,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江浙沪评弹领导小组组长。

吴宗锡 口述  王其康 整理

接受任务  开拓起步

在学校毕业前,我已开始文艺创作了。1945年参加党的地下组织后,一直还是搞文艺的(这个文艺是指新文艺工作)。1948年冬天,地下党联系人约我到现在的静安公园,当时的外国人公墓。我们边走边谈,他提出了领导上要我去搞戏曲的决定,我当时认为戏曲不是进步文艺,是看不起戏曲的,心里很不愿意。但这是党的决定,应该服从,只好接受。后来就由刘厚生同志来联系了,我和另外两位同志组成一个小组,搞上海地区的戏曲。谈分工了,我想,自己祖籍为苏州,苏州的评弹文学性高一些,也较高雅一些,就主动提出说,我来搞评弹吧。其他同志就分工搞沪剧、滑稽等。

于是,我就开始搞评弹了。我开始跑书场收集资料,对评弹小报、“书场阵容表”,乃至根据评弹书目改写的绣像小说、连环画等进行调查研究。没有办法去接触评弹艺人,我就想通过一位评弹小报的作者去接触评弹艺人,这是开拓工作的起步。

我接触评弹艺人是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1949年5月28日。刘厚生同志通知我28日上午到泥城桥民营的大中华大陆电台去,那里有我们组织的特别节目,要我代表组织去联系艺人。电台方面有我们自己的人配合的,特别节目除了由主持人宣传党的政策,安定人心外,也要评弹艺人唱一点我们带去的宣传材料。我那时不熟悉评弹开篇,把我写的唱词交给他们唱,第一个碰到的是赵稼秋,问他这你们能唱吗?赵稼秋是擅唱白话开篇的,他连说,好唱好唱。把唱词都接过去,练了一下,结果都唱了。那天来的都是比较有名的艺人,这是我第一次和他们接触。

接着党组织叫我到市委组织部去报到,分配到军管会文艺处工作,联系苏南剧种,评弹也还是归我联系。

 

吴宗锡 2011年摄于挪威

当时,根据“改人改制改戏”的戏改政策,到评弹界去做工作,联系评弹艺人。我们主要用地下时做群众工作的方法,和群众交朋友,找骨干,组织他们学习,推动他们说新书。最近听金声伯讲起,那时他十七岁,坐在协会门口喝茶,看见一位工会干部领了我走进协会去的。那是我第一次到寿宁路的老评弹协会。

在协会里我普遍接触艺人,而偏重于较年轻的,如周云瑞、张文倩等,还有是正派和愿意靠近我们的人,从中物色可以作为骨干的人,这样,潘伯英成了积极分子。同时还组织会员学习,有妇女组,青年组等。妇女组在沧洲书场,组长徐雪月。潘伯英组织了一个小组在汇泉楼,用上午时间,每周一次,学习材料是“工人读本”,从劳动创造世界学起。有些响档上午不出来的,潘伯英告诉我,在南京路成都路有个“大观园商场”,里面有个茶室,他们每礼拜一天,在那里唱京戏。你那辰光去,就能碰到他们。于是,我就在这辰光去了。也不打扰他们,等他们唱好京戏,就请他们坐下来学习,逐渐成了常规。

 

1978年吴宗锡与著名评弹艺术家杨振雄(左一)、蒋月泉(左二)、张鸿声(左四)等一起交流评弹艺术

那时候,认为评弹说的都是封建的内容,要推动他们说新的内容。但是评弹艺人很多,一人或一档(两三人),说一部书都要换新内容,困难很大。潘伯英向我建议,组织大家演书戏,内容为潘伯英改编的《小二黑结婚》,在南京大戏院(后改为上海音乐厅)作为劳军演出。由协会出面,当时在上海有知名度的艺人都参加了。蒋月泉演小二黑,范雪君演小芹,刘天韵、张鉴庭、张鸿声、朱耀祥等都参加了,周云瑞、张鉴国等组织乐队伴奏,这样等于在上海的响档全亮了相,表示拥护共产党,愿意说新书了。

原来评弹的老协会遵照领导指示,要进行改建。于是我和潘伯英等商量,帮助他们进行改选改建。改建大会是在军管会文艺处的大礼堂举行的,改建后称评弹改进协会。后来便是在改进协会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曲艺协会的上海分会,后又改称上海曲协,也都是我主持筹建的。这也可说是开拓工作。

进入评弹团

1950年,军管会文艺处转为上海市文化局,我便在文化局戏改处编审科当副科长,并兼任《大众戏曲》副主编(主编梅朵),和评弹的联系少了。

1951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我被调到文联当治淮宣传工作队副队长。1951年11月上海人民评弹工作团(今上海评弹团)成立,第二天整团调来参加治淮,说也凑巧,便又归我领导。

我们先后到漴潼河和佛子岺水库工地,与民工、工人同住同劳动三个多月。不但我们都受到了教育,得到了锻炼,我和评弹团的艺人们的关系也更为亲近了。

原来文化局派的一位驻团干部是兼职的,他没有参加治淮,评弹团回沪之后他也无暇兼顾团的工作,局里商量要派驻团干部,我觉得坐机关不如基层剧团活络。一天,刘厚生同志谈起派人驻团的事,我就说,我去吧。领导同意了。我就去了评弹团。这样我就真正走进评弹了。那时,评弹是艺人当团长,正团长刘天韵,副团长唐耿良、蒋月泉,还有一位秘书张鸿声,兼演出股长。局里派来的干部叫党代表或政委太严肃,就叫教导员。还有一位搞创作的陈灵犀叫指导员。后来到1954年,决定艺人不当团长,我就当了团长。所以我不是评弹团的首任团长,但是干部当团长我是第一个,并得到了陈毅市长签名的任命书。

我到评弹团去,局里就派我一个干部。我是自己去的,因为评弹团的演员都已和我熟悉,不需要介绍了。可是当时,我和他们之间的反差很大。我当时二十八岁,大学毕业后参加革命当了干部;他们平均年龄在三十五岁左右,年纪大的已经四十多了,文化程度不高,但是社会经验丰富,从小学了说书,就在社会上接触各阶层的人物了。所以后来陈云同志说:“他们是五颜六色都见过,鉴貌辨色。吴团长啊,我替你想想,你这个团长不好当啊。”我当时也有点糊里糊涂,不过,我当时作为党员干部,他们是尊重的。和他们一起参加治淮,也建立了初步的友谊。当然后来在工作中也产生了各种矛盾和意见。再后来,我熟悉了他们,他们也熟悉了我,觉得我不带私心,是一心一意要和他们一起搞好评弹事业,办评弹团的。三十多年来,我们建立了感情,在艺术上,他们也对我有了信任和尊重。

不过,一开始,工作上的困难还是不小的。首先,评弹演出以档为主,评弹团是从来没有过的,评弹团该怎样办,从来没有一个样板,也没有地方好学。领导提出的办团宗旨是四个字“实验示范”,戏改政策是“改人改制改戏”。我们领会,要“实验”的就是对评弹艺人和书目的改造与改革。另外,我也参考当时一些文工团的办法。评弹艺人以“档”为主,从来没有经历过集体生活的,评弹演员每一个人或每一档有一部书,谁的听众多就是谁的艺术好,收入多,谁也不服帖谁。到了团里要评级评薪,那就矛盾大了。别的剧团有主要演员,可是在评弹团,大家都是主要演员。分“观摩票”不能谁有谁没有,安排演出,场子大小,档子前后,都会有意见。

再举一个例子:那时,演员都住在团里,每星期开一次民主生活会。开始提出要批评自我批评,就有人提出来:我不批评你们,你们也不要来批评我,我也不会自我批评的。现在听起来,这话不对的。但那时,说这个话的还觉得理直气壮。凡演出调度,拼档拆档都会牵涉到演员的名利,也会有矛盾。如当时为了优化组合,让蒋月泉、朱慧珍拼双档。现在看来是对的,不然像《庵堂认母》这样的选回就出不来。但是牵涉到拆夫妻档,就会引起矛盾。后来有演员对我开玩笑说:“你领导的不是一个团,你领导我们三四十人(当时评弹团已扩大)你领导的是三、四十个团。”

上海评弹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国家剧团的工资,要比民间艺人拆账的演出收入要少六七倍,而且他们的家庭负担又重。此事引起很多演员不安心,以致有人闹退团。退团当然不说是为了工资,要说些对团的工作不满的借口。有关工资的情绪,一直到“文革”时才停止。不过我还是同情他们的,有些情绪也是人情之常。中间我曾多次向上级反映,并在上级的支持下,采取过一些改革措施。

然而,上海评弹团始终是巩固、团结的。应该说,参加治淮工作,深入工农,在他们思想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民间艺人时为名利,为衣食的思想,逐渐转变为要为人民服务,再加上党的思想教育,使他们改变了对人生价值的认识。同时,团里又进行了集体主义教育,他们思想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开始尽心尽力为国家、为社会,也为艺术、为评弹团工作和生活了。可以说,他们的认识水平和生活作风达到了国家剧团演员应有的水平,是明显不同于一般民间艺人的。

我去评弹团时,当时的办公室设在楼下,有一间约三十平方米的客堂,开全团会、排书都在这里面。外面有一条很宽的走廊,一头用玻璃窗隔开,放三张写字台,便是团长的办公室了。我和几位团长还有秘书张鸿声,就在里面办公。在这以后的近十年里,就是在那里,我们搞创新整旧,搞出了数十部长篇、中篇和短篇,整理传统书目,产生了优秀的选回还有不少开篇选曲,半个多世纪来,成为评弹书坛上常演不衰的保留节目,掀起了艺术繁荣的高潮。
  
出人出书  传承发展

我是后来听刘厚生同志说的,周恩来同志在1946年国共和谈破裂离开上海时,曾经提出要地下党派搞文艺的作风正派的同志进入戏曲界去。刘厚生原来搞话剧的,后来进入到越剧界去了。解放前,地下党文委派我们这批文艺界的党员去搞戏曲改革,应该就是遵循这个精神。

我又想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文艺的各方面都有冲击,但对旧的戏曲曲艺冲击不够,像评弹这样,传统书目,艺术可说是没有动过。解放后,要进行戏改,也是要补的这一课。还要根据党的为人民服务和推陈出新等方针进行改革。要新文艺工作者去帮助改造提高。我想,这也是周恩来同志指示的精神。也是我们这批党的文艺工作者被派往戏曲界的任务。也是我去评弹团的任务。而且那时国家剧团要“实验示范”,也就是要由国家剧团负责对一个剧(曲)种的改革(今天说来,即是传承发展)起带头和骨干作用。

我到评弹团时,就是凭这个认识,进行工作的。当时,评弹团建立了,首先需要演出,而传统书目因为艺人提出“斩尾巴”而停演了。只有几部新编的历史题材长篇,很不成熟。领导上要全团去参加治淮,真是英明。治淮回来,演员有了感受,产生了激情,自发地集体编出了中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适应了当时上海人民的需求,受到欢迎,连续客满了三个多月。这样,治淮不但为演员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也使评弹团的书目建设有了很好的开头,取得了经验。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开始了评弹团的创新工作。明确了创作必须深入生活,到唯一的源泉里去。

这样在《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之后,领导又派蒋月泉和周云瑞一起到海军去生活,创作了第二部中篇《海上英雄》。后来,编演《王孝和》,就去发电厂,并访问了忻玉英等许多关系人物。编写《冲山之围》(《芦苇青青》)我和几位演员一同去苏州太湖生活了几个月;编演《江南春潮》蒋月泉、杨振言等到江南造船厂深入生活。后来,编新长篇也是这样:改编《夺印》,蒋月泉和苏似荫,江文兰等也是到上海郊区农村去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后来,根据编排新书的经验我们建立了一套保证质量的工序,而深入生活是放在第一位的。深入生活不仅是为了收集素材,熟悉人物,而且还使创作人员和演员产生激情和灵感,而灵感和激情对创作是很重要的。

本期编辑 王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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